来源:网络  作者:董承兴

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模式。皇太极是一个胸怀广阔,文武兼备,勤政爱民的领袖,他认为:“一些止图自家富足”的官员,不是尽心国政之人而能恩养穷民,方又称为“贤”即为勤劳国政之人,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念尔等之心耶!”,其“平等”意识跃然纸上。宁锦大战中,锦州被围,明将祖大寿弹尽粮绝,竟杀城内百民,食人肉充饥,最后连袍泽伤兵亦不放过。后来祖大寿投降,除祖大寿及其家属外,皇太极将三千降兵全部杀死,令许多史学家所不容。一个有平等意识的人怎会做出如此“杀降”的糊涂事来。其实从他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行为看,足见他内心天良尚存。人性的光辉一触即发,“人权”思想呼之欲出。然而皇太极并没有向前进一步,在汉族儒生鲍承先,宁完我,范文程,罗绣锦等将汉臣“早正尊号”的怂恿下,共和执政十年后,即天聪十年,皇太极登上帝位,帝号宗德。一向远离儒毒的女真族终于种植了汉民族最恶毒的诸葛儒毒基因。聪睿绝伦的皇太极原本可以带领中华民族开创人类新文明,执世界文明之牛耳,最终却成为诸葛儒毒(即复辟帝制,分裂割据)的播洒者。皇太极地下有知,亦会悲叹:诸葛儒毒实天下之恶毒矣!

    公元1951年5月23日,《十七条协议》在北京签定。翼年,达赖喇叭和班禅双双上京,国人为之奔走相告,世界也瞩目关注,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,掀开了民族团结、伟大复兴的新篇章,然而上帝并没有加入中国籍,1959年3月17日,“西藏叛乱”、达赖流亡印度,令人不解的是:在1950年5月1日 “昌都战役”之前,达赖政治上的民心,军力上有实力,经济上有“外援”,此时提出分裂、西****立等,尚有一定胜算。解放军进藏后,严格执行民族政策,政治上赢得民心,经济上中共政府大力援助,西藏建设为之一新,达赖此时发动叛乱,既失民心,又无军事实力,无异于自杀。达赖怎会如此不合时宜呢?原来,在“西藏叛乱”之前,解放军在西藏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,达赖喇叭也深感其诚,不远千里,车马劳顿进京觐见国家领导人,也说明达赖本人的诚意,此时的达赖的确表现出一代宗师的风范,心中只有民族团结,西藏发展的思想。不知是工作人员的无意之举,还是民族分裂分子的有意安排,在途中,为了了解汉文化,达赖看的竟是《三国演义》。

    达赖喇叭何等智慧,只读一遍,立即读懂此书的精髓,那就是复辟有理、分裂无罪。一个民族分裂分子,内战战犯的诸葛亮不但得到千古推崇,后人还四处立祠祭祀,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国民性。达赖久居西域,远离中原,天生就缺乏对儒毒的免疫,一旦遇上,立中其毒,“西藏叛乱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就像诸葛亮明知北伐无望而疯狂为之一样,至今达赖仍不言放弃。这般执着本就有违佛教“破执”、“持戒”之教义,与其佛教领袖格格不入。可叹达赖喇叭,一代宗师,有德高僧,佛门领袖,雪水洗涤过的灵魂,高原挺拔般的胸怀,原本是民族团结的天使,振兴佛教的领袖,却成****分子的精神领袖,漂泊海外半世纪,令亲者痛,仇者快。一个人的悲剧导致了一个宗教一个民族的悲剧。即便是因食物中毒而圆寂的佛陀,西天有灵,也会唏嘘:诸葛儒毒,真天下之奇毒矣!

    公元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伊始,湖北师范学院一历史大学生游古隆中后,曾赋诗一首,诗曰:四大发明出豫鄂,人类文明最耀目,河南湖北智慧长,一争诸葛便消亡。此诗虽言辞稍过偏激,却提出一个问题:湖北河南人自清朝“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地方,到底是湖北还是河南”之争论后,湖南.河北再无大智慧了。他们的智慧哪去了呢?

    河南地处黄河之南,湖北乃洞庭湖之北,两地相邻均处中国腹地。先民们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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